各位领导、同志们：

　　我是1988年考进上海音乐学院的。17年过去了，我从一个农家子弟，成长为上海音乐学院教授、上海市劳动模范，获得了上海市“德艺双馨”艺术家称号；在国际大赛中多次获得第一名。回顾这些年我走过的路，我深深地感到，我的每一个进步，都离不开周先生的教诲和关爱！

　　我出生在四川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，七岁时父亲过世了，家庭经济条件较差，童年时我就帮助母亲喂猪、养鸡、干农活。上大学前，我甚至连钢琴都没见过，音乐基础知识也不是很好。所以刚进上海音乐学院的时候，我一度感到自卑。虽然对周小燕先生仰慕已久,但做梦都不敢想有一天会成为周先生的学生。有一次，我远远看见周先生向校门口走来，我竟紧张得连忙跑到马路对面“躲”了起来。可我真是幸运，读大二的时候，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转到了周先生的班上，这是我人生的一次重大转折。而此后七年的求学生涯，复兴西路上周先生的家，也成了我的“家”。我常在这里学习，还常在这里尝到可口的饭菜；尤其到了节假日，先生总是邀请我们这些外地学生到家里过节。师生在一起谈笑风生，其乐融融，我再也没有思乡的孤独感，这是我最难忘的快乐时光。

　　在学校，又何止我一人沐浴到周先生的爱，我的师姐李秀英很有音乐天赋，但家庭经济困难，周先生就让她住在家里，吃在家里，这样一住就是二年。先生还经常帮助同样有天赋却无法承担学费的学生，为他们代缴学费。可是先生的孩子在美国留学期间，却全靠打工交学费，先生没有寄过一分钱。先生的儿子张本还跟我讲过一个故事，1972年，当时他在96路公交车当售票员，96路要从复兴西路家门口经过，一天看到妈妈和学生高曼华等人在弄堂口讲话，等他从中山公园一圈兜回来，看到妈妈还在讲，几圈兜下来，几个小时过去了，妈妈还在讲，他说，他那时真有些想不通，为什么妈妈对学生总是有讲不完的话，而留给自己孩子的时间却那么少？是的,先生心目中只有学生。先生的儿女们羡慕地说，妈妈与你们相处的时间比我们多，对你们比我们还亲啊！

　　先生在生活上无微不至关怀着我们，在艺术上对我们更是循循善诱，费尽心血。这方面的故事实在是太多了。刚开始，我家乡口音较重，前鼻音、后鼻音发不清楚，可是歌剧演唱的基本要求就是吐字清楚，字正腔圆，先生就一字一句的帮我过关，看到我有点进步，先生就马上表扬我：“小廖很聪明，一个错误不会犯第二次。”在周先生的精心指导和不断鼓励下，我一步一步走上了国际舞台。今天，当我站在国内外舞台上，字正腔圆、声情并茂地唱起各种中外歌曲时，我知道这是周先生给我打下的扎实基础。

　　演唱歌剧最难的是要出“情”，如《卡门》中有一段用法语唱的咏叹调，对我一开始的演唱，先生总是不满意，她找了一些十七、十八世纪的法国小说给我看，还介绍了这部歌剧的历史文化背景。先生教导我，要表现音乐魅力，必须要有文化积淀。我努力照先生的话去做，在四十一届法国图鲁兹国际声乐比赛中获得了第一大奖。第20届法国巴黎声乐比赛中获得了最佳法语歌曲奖。此后，当我在东京参加第五届多明戈国际歌剧比赛并获第一名时，多明戈问我，你是不是在欧洲学的声乐。我告诉他是在中国上海音乐学院学的，是向周小燕教授学的。多明戈由衷赞叹道：“真是伟大的学校，伟大的老师”。

　　先生不仅注重学生的艺术造诣，更重视教会我做人的道理。就在我这次获奖回到学校后，周先生语重心长地对我说：“不要以为在国际比赛上拿到第一名，就认为自己在艺术上有什么了不起了，在学艺的道路上，应该永远去攀登。”先生的话我一直记在心里，艺无止境，成绩意味着过去，一切都要从“零”开始。

　　还有一次，我到外地去演出，临行前，周先生问起我：“带什么歌曲去，先唱给我听听。”我就随口说：“那是个小地方，随便唱唱就行了”。先生马上严肃地批评我：“一个歌唱家要对很多人负责，包括作曲者、作词者，观众，你的先生和学校，还有自己。每一次演出都要认真地对待，怎么能随便唱呢！”在周先生的词典里永远没有“随便”和“马虎”的字眼。

　　1989年，周先生带歌剧中心到南京排演歌剧《弄臣》，在排练时，在剧院楼梯台阶上摔断了腿。医生在她腿里打进了17厘米长的钢钉，但她丝毫没有考虑自己的身体，而是担心《弄臣》要弄不成了。在先生这种精神的鼓舞下，我们更加努力地排练。更令人感动的是，到正式演出时，周先生居然坐着轮椅来到剧场，全场观众掌声雷动，《弄臣》演出获得巨大成功！周先生这种执著的敬业精神始终激励着我们。

　　人们常说：“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”。周先生就是这样以她的人格、学识、精神和爱心影响着一代一代的学生。如今，我们这些周先生的学生，有的自己也做了教师。当我们在教学生时，会时时把自己与周先生比较，面对这样的事情，面对这样的学生，周先生会怎样处理呢？在思想上、在艺术上，先生是我们的榜样，是我们的引路人！在周先生身上，我们看到了一个艺术家、一个人民教师和一个优秀共产党员的光辉形象。周先生，你过去是我们的老师，现在是我们的老师，将来永远是我们的老师。